但麻烦的事情在于，蜂蜜跟其他食品一样，不同的产品之间有比较大的差异。比如说，如果一批蜂蜜检测出C13同位素的偏移为20‰，那么可以判定它是加了碳四糖。但是如果测出来是23‰，就无法知道它本来就是这个值，还是本来更高，被加入的碳四糖拉低到这个值的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方法在只能检测出“碳四糖加得太多”的造假。后来，科学家们发现蜂蜜中那点微量的蛋白质可以帮上大忙。那些蛋白质中的C13含量跟糖中的非常接近，这样就可以用它来做标准值——即分别测蜂蜜中的糖和蛋白质中的C13偏移，如果二者接近，表示是“纯蜂蜜”；如果相差较大，则说明“掺假”了。还是前面那个例子，一批蜂蜜的糖中，C13的偏移是23‰，无法判定是不是加了碳四糖，这时通过检测其蛋白质中的C13偏移，就可以确定——如果也是23‰，那么就说明糖中的23‰是天然值，蜂蜜是“纯正”的；如果明显高于23‰，比如是25‰，就说明糖中的23‰是被碳四糖拉低的，该蜂蜜“掺假”了。根据二者的差值，还可以计算出加入了多少碳四糖。这种以蛋白质为“内标”的同位素检测法，对碳四糖掺假的检测能力大大提高。根据目前的国际标准，如果检测出来的碳四糖浓度超过7%，就是“确定掺假”；在5%-7%为疑似掺假；而低于5%，则认为是实验误差。虽然碳四糖检测也并不完美——比如新西兰就宣称他们的“纯蜂蜜”经常被检测出“掺假”，不过总得来说，它也足够用来打击通过高果糖浆、玉米糖浆或者甘蔗糖的掺假了。

希望不会在出问题

不添加其他便宜的物质要成为新闻了。

但如果造假者不添加碳四糖，而是添加碳三糖呢？在常规的农作物中，大米是碳三植物，通过水解大米淀粉得到的大米糖浆也是一种常规的食品原料。如果在蜂蜜中掺入大米糖浆，碳四检测就无能为力。不过目前使用的大米糖浆在“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”的检测下，会有一个SM-R的峰。这个峰在蜂蜜的糖中没有。所以通过检测这个峰，可以确定是不是存在大米糖浆。而通过计算峰的面积，也可以估算掺假的程度。此外，甜菜也是碳三植物，如果用一种叫做“β-呋喃果糖苷酶”的酶把它水解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，那么无论碳四检测还是SM-R检测都会“失明”。好在，蜂蜜中不含有这种酶，因此只要再建立一套检测这种酶的方法，就可以把这种掺假方式也检测出来。除了这几种检测方法，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。不过，就象食品检测中的任何方法一样，每一种方法都只能检测某些特定的目标。当造假者“发明”出新的饿“造假技术”，检测者就得跟着开发新的检测方法。新国标中只保留了碳四糖检测，所以它只能抓住碳四糖的造假，而对其他造假都无能为力。当然，消费者希望把所有的检测方法都用上，用围追堵截十面埋伏的人海战术让造假无所遁形。问题是，增加一项检测，就要增加相应的成本。这些检测方法，都需要专门的设备、专业的分析人员。作为监管体系，除了考虑“能做”，还需要考虑“可操作性”。对于增加的操作成本，归根结底谁来承担？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。人们通常会关心“我如何去分辨造假的蜂蜜”。很遗憾的是，如果普通消费者能够自己分辨真假，那只能说明造假者的水平不够高。像蜂蜜这样来源不同会导致巨大差异的产品，稍微有一点技术含量的造假，不进行专业分析就无法分辨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只能通过选择可靠的购买渠道，通过对商家和监管的信任来保护自己——虽然这可能让大家难以接受，但这是很难改变的现实。

为什么中国的标准流行起了不进反退，是不是以前造假成本太高了。